致认为成书在孔子之前。

五经之中，唯一成书较晚的，就是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成于汉武帝后，主要记载先秦的礼制，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、教育思想、政治思想等等，其文章中亦是以追慕先贤之道为主。

四书五经乃是儒家的必读之书，亦是之后千余年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。然而这些著作，绝大部分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唯一成书较晚的《礼记》，亦是追慕先秦思想，这些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，足以说明问题所在。

管控言论，禁锢思想，可能在短期内上对统治阶级颇为有利。但是长远而言，无疑自断脊梁，扼杀民族和国家的生机。

完颜康两世为人，对此深有体会。

徐道胜经过点拨之后，得闲时常常思虑古今得失，也深以为然。

完颜康此时抛出问题，范俊平等人呐呐不能答。徐道胜及时站了出来，阐明了开放言论的意义所在。

众人纷纷沉思起来。

原则既定，《革新法典》的细则，多是按照公孙玉编好的草案定了下来。

《革新法典》编制的部分法规，与《皇统制》和《泰和律令敕条格式》有雷同之处。比如故意杀人，当处死刑，抢劫、偷盗等罪名如何处刑，也与旧法相差不远。

除此之外，《革新法典》还创设了许多全新的罪名，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、掩饰、转移、隐瞒犯罪所得等等，让公孙玉一时也难以理解。

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后世的刑法当中，最高处刑十年。而《革新法典》中最高处刑为死刑，由此可见，完颜康这位新科皇帝，对狠抓官场风气的重视程度。

对于《革新法典》的编撰，完颜康心中早有全面打算，他招来徐道胜、范俊平等人，更多的意义在于，首先让大臣们理解并接受新法，如此才能将《革新法典》顺利推行下去。

《革新法典》对于刑罚，设置四类，分别为杖刑、罚金刑、徒刑、死刑。轻罪之人通常责以杖刑或苛以罚金。罪行稍重之人，则判处半年至十五年徒刑不等。最重的罪行，当然是处死。

对于判处徒刑之人，法典设置了减刑条款。

在国务院的规划当中，大金是要废除徭役的，徒刑之人以工代罚、并获得合格以上评级，可予以减刑。

对于重罪之人，法典之中，还设置了赦免条款。

皇帝对于死刑犯，可法外开恩，赦免其死刑，改为五到十年徒刑。但皇帝这项赦免权，并非无限使用，而是加了重重限制。

首先，全国范围内，每年被赦免的总人数，不能超过百人。

其次，皇帝赦免死刑犯，必须有合理理由。

最后，国务院、法院、监察院三家之中，如有两家不同意皇帝的赦免理由，皇帝颁发的赦免令不能通过。

除此之外，法典中还设置了自首、立功、从犯、犯罪未遂、犯罪中止等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情节，也设置了累犯、犯上等从重、加重处罚情节。勿用多言，这都是完颜康早早灌输给公孙玉的现代法治思想。

对于重罪的设置，《革新法典》与以往有了极大不同。

北魏时期，北齐律设置了重罪十条，将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，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国家打击的主要对象，并不能予以赦免。之后隋、唐、宋、金各朝律法，基本沿袭了重罪十条。

金朝刑律，定下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这十条重罪，遇赦不赦。

《革新法典》则对此有了极大改变，全面取消了重罪十条的设置，对其中部分罪名加以改变，对其中部分罪名予以删除。

恶逆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这四条罪名被删除，法典设置了犯上的处罚情节，对于殴打、谋杀父母、长辈、上官、高爵位之人，